? 王曉明 / 上海大學文學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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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幾年前激發(fā)“人文精神”討論的兩大動力：對中國特色“現代化”的疑慮和對社會普遍精神狀況的不滿，今天是更強勁了。倘說“人文精神”并非別物，就是千百年來人類積累的那一點向善之心，它也不總是等于對崇高意義的向往，而更常常表現為工人勞動的自尊、主婦對弦樂的感動、教師對學生作文的仔細批改，官員面對賄金時的猶豫：“這太過分了吧？”…… 那么，目睹20年來社會的嚴重傾斜，人心的愈益瑣碎和澆薄，十幾年前最樂觀、因而覺得那討論實屬多事的人，今天也要深鎖眉頭，憂心忡忡吧。
GDP之類的數據成倍翻漲，為什么人心這一面的情形卻不見好轉，甚至更壞了？15年前人們舉出了許多理由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膨脹、人的“彼岸”意識的縮小、知識分子的不成器、20年傳統(tǒng)體制的惡劣記憶…… 這些如今都還在，有的還更深重了。但是，另外還有一個原因，是十幾年前沒有充分指明，今天卻顯露得尤為觸目的，那就是：官場風氣的惡化。
今日中國，大體依然是高度集權，金錢、暴力、自然資源、信息渠道…… 基本都攥在政府手中。90年前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發(fā)起“進德會”，其中一條，是要學生“不做官”?，F在呢？大學生研究生報考公務員，擠得要打破頭，人數一年比一年多。今日社會上，官場對于其他“場”的優(yōu)勢，顯然比蔡元培的時候更大了。
馬克思說：統(tǒng)治階級的思想，往往就是社會的統(tǒng)治思想。借用這個話講，官場在社會上越是主流，它里面的風氣，就越能左右社會風氣的主流。
今日官場的風氣如何？舉一個例子來說。
浙江嘉興的一群購房者帶著律師，到該市規(guī)劃管理局申請公布相關信息，某副局長一口拒絕，還將已經擺上他辦公桌的申請書，嘩地扔出辦公室，說：你們應該送傳達室，我這兒不收！某報記者看了現場錄像，聯系該市紀委，得到該紀委的如下“調查結果”：是那律師在被拒絕之后，仍“堅持要求”，并“強行將材料留下”，才導致副局長“口頭說‘我放在地上了’。事后，……（該副局長）仍然將材料收下了，并轉交給有關單位。”據此，該紀委宣布：“事實并不像有關報道所說的那樣，……（該副局長）并沒有將材料扔掉”，他只是“言辭不當”，別無過錯。（見《東方早報》2009年7月9日A24版）
這位副局長的推諉、官腔、盛氣凌人，本來不算新聞，中國官場里，這種人多得是。令我驚心的，是那紀委的“調查結果”：明明人家手上有錄像，毫無抵賴的余地了，卻依然死賴，而且那么可笑地咬文嚼字、偷換概念：我沒有“扔”啊，我只是“放在地上”，而且也只是“口頭說”要這么“放”，后來不還是接受了，沒有“扔掉”嗎？這樣的東西，居然白紙黑字寫下來，堂而皇之發(fā)送給報館：恕我粗暴，實在是相當的不要臉。我小時候班上有個小無賴，把鼻涕抹同學衣服上了，卻矢口抵賴：“我沒抹啊，我只是往地上甩……”記得他父親二話不說，一個巴掌就揮過去。就該這樣?？山裉欤l來揮巴掌？
以中國官場之大，出幾個不像樣的官員，沒什么，那是個人行為，無礙大體。但嘉興這件事情，卻讓我看到了一種強橫和無賴之氣：什么是非、真?zhèn)?、公眾形象，我都不管，我就這么看、這么說了，其奈我何？連紀委這樣的機關出具的公文，都毫不掩飾此種氣概，事情真是麻煩了。
今日中國，巨大的屋頂之下，差不多就只有政府這一根主梁，它的斜正，對整個房子的影響就太大了。中石油們越輕蔑民意、強行抬價，小販子就越心安理得，往牛肉里注水；那么多官員到大學來蜻蜓點水、碩士博士，也就難怪大學生公然作弊，跟監(jiān)考老師發(fā)急：“我要去實習找工作，哪里有時間上課！”…… 說得極端一點，如果官場的風氣持續(xù)敗壞，很難指望普遍人心的健康。“人文精神”，因此與官場風氣息息相關。
看起來，無論官場內外，新房子舊房子，真要打開一個良性的局面，還得從人心入手。魯迅當年說：中國老百姓的一盤散沙，是被統(tǒng)治者“治”出來的。這沒錯，可是，如果以為只要換了“治”，一盤散沙就會鋼鐵一塊，卻又想得太容易了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像價值觀念、倫理情感、審美意識這樣的“虛”物，是自有其生成、變異的漫長軌跡，不是一時一地的“制度”所能決定的。要在制度和人心的復雜互動中一米一米地開出新路，需要極為堅韌的長期的奮斗。不是沒有路，只是很難走。
并不是我們今天才碰到這個難，100多年前，中國的第一代知識分子就遇到了。他們當時深陷的，正是這個悖反的困境：社會危機的最深重處，是人心和人的敗壞，而真要克服這個危機，又只有靠人才行。如何在既定的“制度”條件下，改變風氣，激勵奮進的人心？這是他們當年的難題。也是我們今天的難題。他們嘗試了許多不同的解題之道，包括那個在1990年代遭人譏笑的“啟蒙思潮”。很難說他們成功了多少，也許失敗之處甚多。但相比起來，我們更差，20年來，我們經常是有意無意，連這個難題本身也視而不見。
回到官場風氣。既然這風氣對社會影響這么大，就必須要改變它，絕不能讓嘉興那樣的集體心態(tài)，在其中愈演愈烈。在種種“威逼利誘”——漲薪、紀委、禁令——之外，是否還能開辟別樣的辦法，切實改善官場風氣，培養(yǎng)健康、正派、積極的官員人格？沒有這樣的風氣和人格做底子，國策再好，也是白搭。
套一句當年毛澤東的話：“嚴重的問題是教育官員”。
（本文原載《文化縱橫》雜志。圖片來自網絡。版權所有，歡迎個人分享，媒體轉載請回復微信whzh_21bcr獲得許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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